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，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开始关注在押国民党战犯的情况。在综合考量各方面意见后，党中央确立了对其“不审不判不杀，给予人道主义待遇，组织政治学习与劳动改造，待时机成熟再酌情处理”的总体政策。在公安部的具体组织下，各地成立战犯管理所，其中北京功德林管理所规模最大。原先关押在华北等地的国民党高级战犯，包括杜聿明、王耀武等国民党将领，陆续向功德林集中关押。 王英光奉命赶赴公安部报到，在这里他与众多“故人”重逢。有耿直的国军中将军长陈瑞章、多疑善变的国防部保密局华北行动处中将处长刘安国；有故意捣乱、只求速死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叶立三；还有迷信偏执的国民党军中将兵团司令蔡守元等人。这些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起初对共产党的改造政策充满抗拒，他们担心受到审判，执迷于“蒋介石反攻大陆”的幻想，因而表现出各异的状态：有人满脑子“忠孝节义”、“不成功便成仁”，采取自杀、绝食甚至伺机逃跑等极端行径；有人担心遭到报复而痛哭不已，丑态百出；也有人在被俘后极力讨好解放军官兵，立功心切；还有人参与了策反及战场信息咨询等工作。 面对这群极其复杂的战犯，王英光与他们斗智斗勇。在改造与反改造的艰难博弈中，毛主席肯定了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将领在抗日战场上的功绩，让功德林的战犯如沐春风、深受感动，开始主动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罪行。王英光等人以极大的耐心与智慧，最终使这些战犯认识到了党中央改造战争罪犯的良苦用心，管理所军心逐渐稳定。这批战犯在管教人员的带领下，主动学习马列主义原理，以毛泽东思想对照自身行为，积极投身于学习改造的各个环节。尤其是抗美援朝的胜利，更让他们心服口服，灵魂在悄悄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。 1959年国庆前夕，首批战犯特赦令正式发布。杜聿明、王耀武等人依次从共和国法官手里接过了特赦书，重新回到人间。与此同时，王英光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并与功德林的医疗人员梁冬芳收获了美好的爱情。这批人于1949年在战场上被共产党打败，于1959年在心灵上被彻底降服，随后以崭新的姿态加入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。